本报评论员 卢越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，非法获取的信息会成为网络诈骗、“人肉搜索”与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的“源头”和“燃料”。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，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面临不少新情况、新问题。网络数据采集方式更加多维度、更具隐蔽性。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和复杂性，给执法和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挑战。
不法分子发布虚假招聘广告获取求职者简历信息；智慧停车APP任意查询车辆轨迹信息；“黄牛”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违规预约热门景区……据1月27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，涵盖智慧停车场、小区人脸识别、网络虚假招聘、“网络开盒”、逝者及其亲属个人信息泄露、“黄牛”及旅行社滥用个人信息等场景。
从典型案例来看，被泄露的信息种类多样化，从传统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信息，扩展至个人行踪轨迹、医疗健康信息、消费信息乃至人脸信息这样的生物信息，它们都与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密切相关。案例涉及面广，涵盖求职、医疗、出行、旅游等多场景。有物业管理小区涉及人脸信息储备数量高达150万条，存在10个以上风险问题；不法分子使用“空壳公司”注册账号发布虚假招聘广告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3.7万余条；某医院医生及急救人员倒卖逝者及家属信息800余份，违法提供给殡葬行业从业人员……这样的情况触目惊心又令人防不胜防，折射出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存在的漏洞和风险。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，非法获取的信息会成为网络诈骗、“人肉搜索”与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的“源头”和“燃料”。此次发布的一起“网络开盒”案就涉及这一情形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隐私信息，组织、煽动对“开盒”对象进行骚扰和辱骂。检察机关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法院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传递出“网络不是法外之地”的鲜明立场。
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扫码缴费、刷脸进门、网络预约等场景已渗透至人们的生活，在提供便利的同时，一些主体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要么“悄悄”进行，要么“手伸太长”，甚至强行索要、违法使用，而一些网络平台长期存在监管漏洞，让不法人员有了可乘之机。一些企业心存侥幸，漠视信息处理的“告知同意”“最小必要”等法律红线；一些不法分子根据“市场需求”瞄准特定对象，有针对性地猎取、梳理、分析公民个人信息；而面对海量、隐蔽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，监管可能存在滞后或资源不足，亟须提供有力的司法支撑和制度约束，推动协同整治、源头防控。
现实中，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往往不仅涉及单一个体，也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，单个受害者通常难以察觉、举证困难。2021年11月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，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化途径，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拼图。从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来看，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制度，不仅推动个案整改，更从行业层面划定规范红线，督促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源头治理，成为国家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的关键一环。
当前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备、执法举措愈发完善。同时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，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面临不少新情况、新问题。涉及“AI换脸”、利用算法进行“大数据杀熟”等侵害个人信息案件屡有发生，网络数据采集方式更加多维度、更具隐蔽性。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和复杂性，给执法和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挑战。
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和治理短板问题，相关部门和企业都要引起重视。对一些信息泄露易发、高发行业要加强重点监管，加强部门联动，构建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合力。企业自身必须当好个人信息“守门人”，增强合规意识，构建有效的自我监管机制。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，细化法律责任。
个人信息安全既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和数字文明健康发展。期待各方携手努力，共同织就更加坚实、细密的个人信息保护网，让每个人在数字时代都能安心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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